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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夜钊艺的博客

珍惜我們前進道路上降臨的善與美, 忍受我們之中和周圍的丑與惡, 並下決心消除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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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人》再版序言二:李培栋序  

2006-07-22 03:26:5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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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人》再版序言二:李培栋序

《正常人》序

《正常人》这部小说肯定是有生命力的。

首先,从最直观的角度说,她是一部浸透了上海地方风味的文学作品,她的上海风味绝不是外加的,做作的,模仿的,想象的,而是内在的,自然的,无法掩饰地流露出来的;从情节到语言,从人物到人际关系,到人物的微妙感情,无论是少年、青年还是老年,无论是市中心还是在郊县,她都呈现着一派上海味道,上海腔调。    

随着上海这座都市摆脱了八十年代的窘迫困顿相,近十年取得飞速发展以来,上海的过去和现在都成为文艺界争相猎取的题材,“上海风味”也成为被争相表现的特色,张爱玲就是在这么一个大背景下大红特红起来的。张爱玲的小说确实是杰出的上海文学,但是,上海很大,她写的是洋行和洋房里的少爷小姐和老爷太太以及职员学生们的事,《正常人》所写的地区和人物则是完全在她的经历与视线之外的。而依我看来,虽然人们津津乐道“上只角”里面的故事,实际上,《正常人》所写的那些没有煤气没有卫生没有客厅的破旧而拥挤的石库门旧式里弄和大楼公房(“大楼公房”是一九四九年后出现的特殊民居,不是上海人很难理解其居住的困难情况)中的人们才是真正上海人的大多数,《正常人》为他们描摹出一幅精细的风俗画卷,比如,小说一开始在“序三”中所刻画的“我家”石库门房屋格局,特别是对那张“黑漆八仙桌”的经典性描述,实堪与巴尔扎克对贵族客厅中的家具摆设如桌椅沙发罩布花边等的描述相比美,因此,即使真的有一天这种房屋全部拆光了,人们还可以由小说依稀想象往日的上海里弄生活风貌哩。

其次,这部小说通过一个中学生的眼光和感受给我们留下一份中学里的文化大革命的传神的历史记录。小说并没有正面去写文化大革命,她只从一名中学生毕业分配的去向和在农场的经历这个角度描绘特定的环境背景下个人对自己命运的焦虑、考量和人与人的关系,从这里切入文化大革命从而透视其肌理神髓。今日人们还能想象吗:一个初中学生会日夜担心自己的“反动言论”招来革命大批判,而他和他的家人们又是那样地为家庭成份与可能的历史污点久久不安;同学之间有着“派别”的鸿沟,为着确定个人的行动方向,他们不得不经常分析政治形势判断风向;大家小心翼翼地回避着随处存在的可能的危险,努力争取尽可能好一点点的结果------。令人震撼的是这一切竟发生在十五、六岁的少年们的身上!对于他们来说,这真是一场可怖的清晨的噩梦,今天的初中生还能看得懂和相信与理解吗?或者,在沉重的学业的负担下,在耽乐于网络游戏之馀,他们还有兴趣和耐心去看或听这种事吗?

今年已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四十周年,对于个人的生命来说,这是很长的一段距离了。四十年间,人们不愿、不忍或者不敢回顾这段往事,而且经常被告知:写文革“宜粗不宜细”。近年,修校史、厂史成风,可是,于文革一段则一概从略;巴金呼吁设立“文革博物馆”当然也是落实不了。也许,我们真的要把文革忘却了吧,就像忘却一场噩梦一样;然而,文革并不是虚拟的梦境或者电子游戏,曾经遭遇这样一场为时十年的巨大的“运动”的国家的人民,他们能够忘却得了吗?集体的“健忘症”虽或有助安神于一时,而回避历史悲剧则可能留下历史性的隐患呢。那么,也好,《正常人》给我们留下这样一份“录象”,想看的人就来看看吧,至少,“老三届”的人数可不少哩。

第三,《正常人》提出一个不限于上海也不限于文革的超越地区和超越时段的问题:什么是“正常人”?在小说的《 序》里,开宗明义第一句就是:“《辞海》中没有对“正常”更没有对“正常人”的诠释”;在小说的结尾又问:“什么是正常呢?”在小说中间“我”自己也说有不少读者写信问他:“正常人”是什么意思?是的,还真不好说呢,什么意思呢?文化大革命当然是不正常的,其间人们的表现与反应也不正常,是被严重扭曲了的;可是,难道文革以前就是正常的了么?人生活在社会里,自古以来不就一直在被“化育”,被塑造,被改造么?什么是正常呢?从小说看来,“我”是读过卢骚的《爱弥尔》的,那么,回归自然,“反朴归真”,就是“正常”了么?然而,古哲荀子早就论断:“善者,伪也”,善,不是人的本性,是后天人为的结果,至于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更因时因地因地位各有不同的标准,怎么去“正常”呢?小说里的“我”有一个似乎是正常的心态,无论在怎样的条件下,他总能坚持一要生存,二要发展,且为此奋斗不懈,锲而不舍,并首先练就顽强的适应能力,适者才能生存呀,这就是正常么?然而,不能适应也不得了,美国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里的主人公是和“我”一样年龄的中学生(顺便说一句,把这两部小说作一比较,可是很好的一个研究生论文题目呢),他逃学两天半,在纽约曼哈顿乱逛,颇有点“率性谓之道”的模样,最后却被送到精神病院去了。然而,美国评论家还是封他一个“叛逆者——受害者形象”的称号,惹得五十年代美国少年群起效尤,风靡一时;那是`因为美国人并不提倡片面的适应,主张保护人的个性。由此看来,这部《麦田里的守望者》似也有意于探讨人的“正常”问题,可也没有什么结果,作者塞林格本人竟深居遁世沦为神秘主义者去了。

那么,我们何妨就把什么是“正常人”作为小说提出的一个命题继续探下去,这可是一个事关人的灵魂模型规划或预测的大事哩。

为《正常人》作序,我本人觉得有点可笑,好象一个看客冒失地跑上了台,荒腔走板,唱不成调;然而,作为一个热爱上海的老上海,作为一个读书界的的资深读者,走出本业对一本自己喜欢的小说评点一番似无不可之理;何况,作者和我是因这本小说熟悉起来的,他自己更是一位严重“串行”的人———可能因为他悟性特高又精力过剩,近年不写小说,却钻进古书堆,大叫起“还吾庄子”、“还吾老子”,虽然不知是何缘故,专业人士至今无人答理,他却毫不气馁,更准备去“还吾论语”了。因此,我又乐于为他写上这样一篇哪怕是不象样子的序了。 

                

        李培栋,二OO六年二月,于上海师范大学                 

李培栋先生曾受其老师右派问题的牵累,发配到我后来求学的中学执教,但他教的是高中,我读初中,我知道有这样一位老师,他不知道有我这个学生。文革结束后,李老师回上海师范大学教历史,后出任教务长,又是上海市政协常委。他是在一次政协考察活动的途中,向人大力推荐《正常人》,被另一位也十分喜欢《正常人》的朋友听见,就这个话题热烈聊了起来。那位朋友把此事告诉了我,我想法打听到李培栋老师的联系方式,登门去向他表示感谢。那位朋友,就是《正常人》再版的责任编辑,正可谓世界真小。值此《正常人》再版之际,我就邀请李培栋老师写一篇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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